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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突然，七师全部调走，渤海全区没有了战斗的主力部队，面对李仙洲部入鲁，我们只能以地方武装去应对，这岂不是一步险棋？并且形势极其明显，下一步发生战争的对手在南边，而主力部队却奉调北上，乍闻不得其解。此事对二分区的影响，将比兄弟分区更深。因为在整编七师时，原清河教五旅两个主力团尚留在五、六分区，其水平也不低于七师各主力团，一、三分区的武装也未上调七师，唯有二分区二十一团调走以后，分区只有两三个连的兵力，战斗任务只能靠县大队来担负了。我暗自思忖，这能行吗？

　　曾旭清此时却十分平静，使我颇感意外。“从组建七师开始，我早就估计到会有这一天，我们早就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了。”曾旭清似乎心里早已有数。他说，“你还记得‘九一决定’中几句话吗？主力军固然是全国性的，但同时也有地方性。这句话就表明了‘全国性’是主力军的主要的一面，实施地区的一元化领导，提出了主力军地方性的问题，那是当时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在情况变了，坚持地区斗争的任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主力军在全国范围的机动，成为当前形势的重大需要，我们应该为此而高兴，这也是我们地区对全国战争的一个贡献。”

　　和地方上有关系的，还有一件很难处理的事，也得在这段时间内办理——就是曾旭清提出，帮助团的领导干部刘重贵、李青山解决个人问题。我们正为此事感到为难，但出人意料的是，此事在王毅如的主动撮合之下，刘重贵与邱岩桂、李青山与常秀芳却很快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并终结良缘。这无疑为我解决了难题，也暴露了我对干部思想状态很不了解，对妇女干部尤其如此。邱岩桂、常秀芳二是和王毅如一同来二分区的，两人年龄比起王毅如要大一些，特别是邱岩桂，我们都尊称为大姐。她担任地区妇救主任，还是地区各救会唯一的领导人，长期深入农村，开展妇女和农会工作，为上上下下所一致赞许。撮合龙书金和王毅如的婚事，我们也是通过她进行的，但就未想到她本人是否也有解决个人问题的愿望，她年事稍长，也还是二十几岁的人，过去曾有过不幸的婚姻史。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人们就知道她一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听说她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什么想法，若不是王毅如她们三人是长年在一起工作的女，没人能了解她们对个人问题的内心活动。幸好有这么个凑巧的机会，男女双方又很般配，她们又都是在战争环境下经过考验、有能力有水平的女，到了部队，也都得到相应的工作安排。邱岩桂到师政治部组织部门工作，王毅如、常秀芳也分别在师直属团工作，各得其所。

　　我为两对新人的结合而高兴，也暗自责备自己：“郝炬呀郝炬，你太不懂得人和事了。从这一点来说，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人们刚以极大的热情，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发远征，才过数日，又一支过境大军接踵而来。这支部队的规模，比七师约大两倍以上，他们日夜不停地连续过了好几天，这就是早已闻名的新四军三师。它的前身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几年前在黄克诚司令兼政委率领下，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成为威震苏北的一支劲旅。这次全师数万之众又奉命北上，自苏北穿过山东全境一路走来，已十有余日，预计尚需更多一些时间，始能到达东北。数千里长途跋涉，执行中央紧急行动任务，其精神作风令人肃然起敬。对比之下，我们二分区送出的部队就太少了。在他们连续行军的过程中，我们地区的任务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证供应，提供行动的便利条件，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适应全区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全面解放的形势，区党委、军区在组建七师时，就已经确定，全区六个地区合并为四个，即一、三分区合并为一分区，五、六分区合并为三分区，二、四分区不动。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腾出一些干部到主力部队和军区，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全区解放以后的全面管理，二分区建制未动，但已抽空了主力部队。面对济南、德州两地，分区仅有三个直属连队，机动兵力明显不足。同时已经从陵县、平原、禹城、德平等县大队抽调部分连队，在分区整训，以接替原分区主力抽调后的位置。

　　1945年底，军区派萧锋来分区任司令员，同时派来的朱振华、毛会仪两人，确定任新编十一、十二两团的团长。这时就明确了下一步由渤海军区再编成一个纵队（军），并由二分区的部队整编成一个师并入纵队序列，萧锋实际就是整编师的师长。这样每个县大队都集中到分区一个营的兵力，留下个别连队和升级的区队一同，再形成新的县大队。分区编成两个团，另有两个加强营，准备下一步扩充成团。这样有三个团上升到纵队，一个团留作基于团。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是一次县队全面升级，也是山东军区第七师北上以后，接替它的新的主力部队的诞生。

　　渤海军区在七师上调后，即已通报由袁也烈任军区司令员，周贯五任副政委，嗣后又由刚调到山东不久的山东军区副参谋长宋时轮任第一副司令员。以宋时轮过去的经历和声望来看，突然下调为军区副司令员，令人甚感意外。一经说明，才知道他是为组建新的野战纵队来的，换言之，他就是将来新建纵队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只是过渡而已。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将要同时组建新的纵队的地区并不光是渤海，鲁中、胶东也将组建同样的野战纵队，可能比渤海力量还要大得多，连同原有的第八师，山东全区将有四个纵队的兵力，与新四军北上部队共同保卫山东根据地。

　　地委、专署进驻临邑之时，商河、德平及新恢复的临邑县委、县政府也进驻各自的县城。其他各县或因旧城位置偏远，不利于工作，或因县城濒临铁路沿线，有的尚被日伪军把守，或邻近济南等原因，未回住老县原址，但也常固定在一个城镇上，消除了过去游击活动的习惯，便利工作。恢复了临邑县建制，禹城与平北分开，三边改名杨忠，并以济阳之仁风镇为县的行政中心地点，全区定为十个县级单位。上述的一系列改变，表明地区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侵略者已战败投降，保卫解放区、支援人民军队，依旧是解放区工作的头等大事。而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巩固人民政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都十分紧迫，需要迅速开展。眼前更重要的就是立刻在新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的群众运动。老的根据地，中心地区也要深入查减，在实际斗争中把群众组织起来，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并使乡村政权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区党委从一开始，就向各地尖锐地指出，这是基层建设的基础，是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第一步，既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地委、县委要直接领导、放在第一位的工作。

　　二地区有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地委、县委干部的紧缺，不仅是地委日常工作，由我一人来唱独角戏，十个县委也多半残缺不全，有的缺书记，有的缺组织或宣传部长，区以下情况也如此。而且干部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在县境解放前后才出来工作的，时间很短，对有些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近日区党委接连派刁一民、吴智铭来地委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使我松了一口气。但在布置工作时，各县还是为人手不够叫唤不停，我也为此大伤脑筋。王卓如从我的几次工作汇报中，知道我们这里缺乏干部的严重程度，及时从上边送来一批从华中、江苏转移来渤海区的干部，差不多都集中到二地委所属地区，真使我们松了一大口气。

　　这些干部陆续到达地区，原担任县委书记的李代耕、王觉民、傅科分别在齐河、禹城、济阳担任县委书记；原担任县委某部部长的邱强等也到县里担任相同职务，只有原带领区以下干部来的曹冲之、何为两拟留在地委宣传部门和妇联工作。地委考虑这批区以下干部在华中根据地时间较久，有群众工作经验，暂不往县区分配，先由曹、何两继续率领干部，作为地委派出的工作组，与相关区县地方干部配合，在齐临禹边新区，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斗争，嗣后再分配工作，为此我分别向他们征求了意见。

　　曹冲之认为派工作组，颇有必要。几年来他一直在原所在地委做宣传教育工作，群众工作经验也不足。即使到地委宣传部工作，工作组组长也应由本地担任，因他们更熟悉地方，能够及时掌握情况。何为是个女，自报已二十九岁，看起来很爽快，也很泼辣，说话没有遮拦。她强调自己是个女，身体生理自然都要“特殊”一点，长时间的奔波转移，已经觉得很疲倦了，带工作组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也撑不住，希望能考虑给她一个固定的工作环境。再说她这个人个性使然，不适宜在地区干妇女工作，还是在一个县里，干组织工作好一些，要求地委对她的工作另行考虑。为了工作衔接有利，她可以先率领工作组干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地委需要再派一个当地的，做工作组的领导。她还建议从华中地区来到二地区临邑县委的邱强也参加工作组的领导，这样对华中地区来的联系了解也会有好处。

　　我和刁一民、吴智铭两一起商议，觉得对这两位新近来此的的要求可以同意。他们建议，由二地委原有干部中抽调人担负临时工作组领导一事很有道理，准备让刚在分局党校学习回来，拟担任地区农会负责人的王景芳去。王景芳在党校学了一年，精神面貌、思想情绪都有了一些好的变化，他和原商河县县长李一民一同回到二分区。李一民已被分配到禹城担任县委书记，禹城距济南、晏城较近，李仙洲部进入济南以后，那里的情况比较紧张，我也曾前往，参加县里动员群众拆除铁路钢轨的行动。王景芳正在禹城帮助李一民的工作，可能稍晚时间回来领导农会工作，这也可以和他负责的农会工作衔接，也比较顺。何为可以考虑去德平县委，德平原县委组织部长李仁已赴区党校学习，何为正好接上他的工作。李仁从党校学习回来后，可以考虑担任县委副书记或另行分配工作。

　　组织工作组，选择齐临禹新区作为重点，由地委直接抓工作，这是地委研究部署的一件大事。区党委一再强调指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的群众运动，打击乡村中潜伏、残存的敌对势力，树立牢固的群众基础，对于巩固解放区人民政权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务必抓紧时机，不遗余力地抓好这项工作。齐临禹新区是日本投降以后新建的，在农村中，敌对潜伏势力活动比较猖獗。近来又发现，已逃亡济南附近的敌伪残余潜回这些地方秘密活动，地委已接连派出规模较大的工作组，并且由有关县派出区武装及民兵，在其掩护之下进人工作，也会同时起到震慑作用。地委工作组在全区运动中先走一步，可以向各县提供经验，以利运动的指导，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原来因为各地干部普遍缺乏，抽不出人，而这次有了华中转移来的能够机动使用的干部可以派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我和刁一民两人都参与过问此事。

　　华中干部虽然不过二十余人，但三县又从本地配上两倍于此的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真算是一支大的队伍了。我们首先约集工作组全体一起学习有关政策，研究下去以后的工作方法，听大家发表意见，也从中了解这些的思想、工作水平。华中来的一般都有几年的工作经历，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次经过从苏北、苏中等地千里大转移，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思想境界。而本地的则大多是这一两年才从村里脱产出来的，老较少，相差较大，实际上就是一个外来和两三个本地干部结合在一起，加上民兵小组，到一个村里开展工作。刁一民和我对搞好此项工作都满怀信心。

　　集中学习时间很短，都由何为将学习中的情况综合以后向我们汇报，随后她即会同三县抽来带队的邱强等一同下去。我和刁一民只是抽时间，轮番到工作组集中地点了解查看，但多数时间还是何为回来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在一次汇报中，她希望王景芳能快点来领导整个工作组的工作，她迫切需要走上正式的工作岗位。工作组分了好几个小组，虽然三县的分头具体管理，由于她既要和三县联系，自己又直接抓了两个重点村的工作，无论从能力、精力来说，都有些力不从心。而且她还流露了一点个人的原因：“我到鲁北地区来，应该扎扎实实地做一点工作，总不能潦草马虎地走个过场。我知道在这里的时间不会太久，总得有个正式的工作岗位，做点事嘛！”

　　“你以为我们彼此音信全无吗？那倒未必。”何为这人说话不卖关子，她直截了当地接着往下讲，“我们到了山东，才知道一点信息。戴岳也和我同样，得到了撤出的命令，只是时间先后不同。他们是另外的地区，行走的路线不同，他们也是往山东撤，只是我们到了华东局，他们还未到。我们是来得最早的一批，分配到离华东局最远的地方渤海，他们肯定会分配到另外几个地区，迟早是会知道消息的。如今我要向组织请求的是，一旦我得知他的准确工作地点以后，能够准许我离开这里到他工作的地方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急于要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单位工作的原因。”

　　“这是很正常的事嘛，有什么出格的呢？我来此不久，也知道了一些你的情况，现在你不还是一个单身汉吗？在我们那里，像你这样的地委领导，个人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难道你就不需要解决吗？我是搞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的，关心干部，关心妇女的个人生活问题，这不是应该做的事吗？难道因为你是领导干部就不应该关心吗？别看你有个既普通又奇怪的代号，是我们大家的‘大哥’，不过真正按年龄算，我还该是你的老大姐吧，李西在我跟前也是差十来岁的小妹妹，我关心你们的事，有什么不对吗？我的话说到这里，若是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回去和李西谈一谈，促成此事。”

　　何为这张没有遮拦的嘴，真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她最后这一席话，真把我逼到十分无奈的境地。怎能把一个陌生的年轻，拉扯到这样的问题上去！也只有这个何为，能够把它联结起来。不过，与我谈此类事情的人也不是头一个了，都被我三言两语应付过去了。而这一回，我却有点语塞，不像以往一样，直截了当地回绝。夜里暗思，自己似乎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谈起这样的事竞放不下心怀？想了许久，忽又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幻想，由它去吧。

　　以我个人而论，我情愿蹲在工作组，抓一下发动群众的大事，能够了解农村基层的情况，增长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领导能力。虽然说我和刁一民两人拿出精力，轮番去抓工作组活动，但却难以办到。我们两人轮番抓，反倒形成各自有事、都不去抓的局面。事实上我们早已是三天两头碰头，平素大家都闲不住。我和王子彬互相尊重，重要的事总是互相商量。他总是强调，我比他更了解二分区的情况，我也自觉地、责无旁贷地去工作，不让王子彬为难。十来个县总有工作、有问题找上门来，或要我下去处理，能有多少时间去抓工作组的工作呢？刁一民主动提出，以一段时间专抓工作组，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所以三人的意见就很一致了。此时，我也需要去一趟禹城，为新组成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打气撑腰。

　　前些日子，为防李仙洲部由济南北进，我们曾集中几县人力，拆除铁路钢轨，我也曾和警卫员潘清和参加过大伙儿的拆轨行动。潘清和是从县大队调来代替小嘎子和张林森的，他们二人均希望到主力部队去，我也同意。嘎子已随分区通讯排调入二十一团随军北上，张林森则到陵县大队所属连队干文化教员。这段时间在二分区各新解放区里，匪特活动均有萌动之势，禹城、齐河边界这一片更为明显。所谓匪特，就是逃到济南附近的伪军和农村反动武装分子，得到军队庇护，又跑回来，并且和济南的军暗地保持着联系。禹城县与其他县相比，社会秩序显得很不稳定。

　　在分设尚未完全就绪之前，又有了一个新的情况——原属鲁西五分区的禹城路南部分，分别归入禹城（南）县和齐禹县的管辖范围。确定禹城（南）县建制移交二专区，与禹城（北）县合成一县，无形中就形成两次组建，领导干部也作了两次调整。地委先派王景芳来协调合县的组建工作，嗣后又派李一民作为新禹城县的筹建组长主持组建工作。李一民要求王景芳留下帮一段时间，王景芳同意并表示可以长留禹城，不回地区农会，但地委未同意。新班子确定李一民为县委书记，原平禹县委副书记王林华任副书记，禹城南县原县委副书记刘士杰为新县的县长，经过一段时间组合，始定于此时成立。这比重新成立的临邑县还要晚一些。临邑县只有临北工委时期的极少数干部，地委决定从三边调回王权五、张凤伍分别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凭借临北工委这点基础，再从平禹、齐河、济阳等地划回临邑的几个区中集中了少数干部，在地委直接帮助下，用了很短的时间即已组成工作班子。禹城县刚成立，立即就进入了清匪反霸、发动群众、巩固政权的紧急状态中，而来自不同地方“山头”的干部，如何统一团结，又是对新班子的一个考验。

　　我从禹城拐了一个小弯，从平北县（平原县仍保持路北这一部分，路南部分，鲁西分区设有平原县，二者没有合一，二分区平原县改称平北）回到临邑，板凳还没有坐热，刁一民（他比我先回到地委）就急着告诉我：工作组遭到几股匪特的袭击，干部和民兵几人受伤，并有人牺牲，其中有从华中来的李西。另外还有两个点也遭到同样的袭击，几个负伤，有两个牺牲。刁一民当时正和临邑县大队派出掩护工作组的一个连队一起在前沿村庄活动，闻讯后立刻赶赴现场，连夜暂时将工作组全部集中在一起，检查总结，稳定大家的情绪。把受伤的送回治疗，牺牲的本地，遗体送回家乡安葬，李西等外来的遗体暂送到陵县五区，拟安葬在专署民政科正在沙河边建设的烈士墓地。

　　何郝炬，1922年5月生，四川成都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1938年5月起先后任山西夏县中心县委青委书记，中央北方局冀鲁边巡视团巡视员，渤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豫皖苏边区党委部副部长，豫皖苏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主任等。1949年5月起先后任南京市委研究室科长，长江航务局副局长兼重庆分局局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等。1958年5月起先后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建工部西南指挥部指挥长，建工部副部长，四川省计委主任等。1977年11月至1993年2月先后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副省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23年1月2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100岁。著有回忆录《霜天晓月》和《故人故事》等。